康熙心中恐怕也知道那只是文人录事笔法，知道戴名世如今对大清并无悖逆之心，但那又如何？ 重要吗？ 作为大清的帝王，康熙要做的，是掐断所有人对前朝的怀念与惋惜，将南明的恶名彻底坐实，亦决不能容许有人笔下将清录为攻南明的反派——虽然戴名世本人并没有对历史进行什么深加工。 但还是那句话，那又如何呢？ 哪怕瑞初在江南做得再多，哪怕如今文坛形势再好，都不足动摇康熙对思想钳制的态度。 康熙率先表明严查态度，此案彻查起来牵涉极广，他清楚必定引起儒林震动，但论谙熟人心，天下也没有几个人能胜过他。 江南形势在他与瑞初预料之中的不安稳又安稳，不安稳在总有人心中热血未凉，安稳在也有许多的人早早折服于世事，甚至轻蔑热血与所谓情怀。 瑞初心态的转变，发生在发现自己哪怕做再多，都无法动摇康熙的态度时。 其实她想要动摇的倒未必是康熙的态度，她在试探，试探康熙手中权力的根本。 这份权力本身，或者权力二字本身，究竟是什么？ 是这个制度。她从小就知道，这份让她反感抗拒的权力和她厌恶并想要推翻的制度是被绑在一起的，买一送一，想要弄倒一个，就得连着另一个一起搞。 她并不反感或者畏惧于此。 这一次的事情让她发生的思想上的转变，是让她明白，她需要学会走近、贴近权力，然后彻底改变这份不应存在的、重逾泰山的权力。 只有握住了刀柄，她才拥有给刀锋套上鞘的权利。如果一直视权力如虎狼，避其如蛇蝎，她的路其实也并不好走。 握住了刀柄，也是掌控了推翻这根深蒂固的制度最根本的力量。 权力本身，是没有好坏之分的，分别在于时代、制度增添在这两个字上的是什么。 她要抹掉那两个字上带有专断和压迫的所有色彩，让它受制于法、臣服于公正、服务于天下，而非服务于王朝于帝王。 前路要如何规划，在如此关头便显得至关重要。 她也不能现在就大刀阔斧地冲入皇兄们争夺权位的战争当中——她的局才刚刚布起来，一切都需要稳扎稳打，眼下就将重心全部放到争夺权位势力上，反而会头重脚轻，因小失大。 即便真争到了那份权力，得到权力之后，她也还没有足够的资本与它开战。 民间的思想发展不够，经济基础布置不够。 前者尤其要命，因为在被拉到京师那个波诡云谲的局、混浊不可见底的一潭脏水后，她势必要将大半的心力都投入到如何握紧、稳定握住的权力上——因为她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本就属于劣势，她的皇兄们争得人不人鬼不鬼，她入了局，只能比他们更狠、耗费更多的心力。 届时她也不确定自己她还能分出多少心里来掌控、推动民间布局，但她很清楚，眼下这个局，她抽手不得。 草原、京师、江南，这三点、她的姐妹们以她为轴心铺开一个大局，她此刻抽身，最大的可能就是前功尽弃。 所以她不能擅动。 思想的改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一子都要小心落下，提前布局以谋后动，或许十几年，或许几十年。 她需要继续积蓄资本，同时，为了保证还算安稳的过度，大清这艘如今半烂的船，也需要在它仍以清为名时剔除些腐木、敲敲打打修上一修。 在京中的布局，还是继续推进。 在给敏若的信中，瑞初其实并没有将自己心境和想法的转变写得很详细。 因为无论运送时抱有多少小心，文字书信这种信息传递的方式本身就带有暴露的风险，所以一直以来她们之间真正紧密事务都是通过加密信件来交流的。 但家书中平白无故地混杂着一张不明不白的信纸，本身就是很可疑的。所以敏若只盯着她的字里行间仔细琢磨，翻来覆去看了无数次，信纸险些被敏若摸漏。 只能说，这年头做个放养系家长其实也挺难的。 嘴里说着让孩子自己去闯、去拼、去奋斗，其实眼睛还不是紧紧落在孩子身上，都快盯出斗鸡眼了。 斗鸡眼本人敏若，正对着那几封信在分析如今的局面。 戴名世之案还在审查当中，轻易是不会有结果的。 康熙严查的态度分明，但他这些年对文人阶级也一直持笼络态度，他也自诩是个思想开明的皇帝，此刻摆ｍ.lz1915.cO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