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淮河上游方向，密密麻麻的舟船就像乌云一般笼罩住汝水河口外侧的水域。 看规模京襄在潢川、罗山、楚山等地的水军舟船这一次应该是倾巢而出了。 然而在这一刻，仲长卿却如释重负： 六月中旬南朝迁都襄阳之后，为试探高峻阳、顾继迁、韩时良以及葛伯奕等人的态度，静惮宗王府、平燕宗王府分别遣使前往汉中、金州、楚州、越州联络——作为镇南宗王府的核心将领之一，仲长卿对几方面联络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西秦路制置安抚使高峻阳不仅留下静惮宗王府遣使所携带过去的礼物，还准备了赠礼着使者携归。 高峻阳及其背后的高氏，会有这样的反应，并不出人意料。 在南朝“逃京之变”事件发生后，不仅高峻堂辞去名存实亡的荆湖北路兵马都部署一职，率领子侄、扈从两百余人返回西秦，高峻阳还在秦岭中西部山区全面收缩针对静惮宗王府的守御，将一部分精锐兵马调到汉中、广元等纵深腹地。 高峻阳早年作为熙河路经略使，身居西军五大巨头之列，与郑怀忠一样，从头到尾都没有将楚山众人放在眼里，建继帝在襄阳登基之后，与楚山众人的关系向来疏淡得很。 而一直以来高氏都有意收编契丹残部，但京襄不仅不遗余力助契丹挣脱高氏的钳制，甚至在高氏视为后花园的西蜀嘉州、黎州暗渡陈仓、秘密布局，不计一切代价的打通邛崃山道，助契丹残部在邛崃山西麓立足。 此举也令西蜀路西南嘉州、黎州彻底脱离开高氏的控制。 这些都足以令高氏对京襄愤恨戒备。 然而淠口一战过后，南朝军民士气大振仅仅是一方面，更为关键的“逃京事变”，葛伯奕、魏楚钧等人为代表的潜邸系软弱的选择妥协，这令高峻阳及高氏心里对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京襄再不满、再愤恨，也只能暂作隐忍。 高峻阳虽说此时已有据西秦自立之心，但高氏既不敢与南朝公然决裂，仲长卿也知道高氏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之前，也不会轻易公开投靠赤扈就是了。 当然了，能确认高峻阳及高氏这样的态度，静惮宗王府一方面可以将更多的兵马集中到关陕地区，通过子午道及武关道，加强对东川路及京襄路淅川地区的攻势，一方面也可以加快对吐蕃诸部的征服，尽早应对退据邛崃山西麓的契丹残部的威胁，甚至进一步通过京襄在邛崃山南麓修造的通道杀入川蜀南部地区，彻底降服高峻阳及其背后的高氏。 静惮宗王府同样遣使前往东川路，却被顾继迁拒之门外，没有受到理会，这也不令人意外。 徐怀早年率部守戍朔州、西山时，就与顾氏来往密切，不仅最初率部经顾氏所据的府州南逃时得到顾氏的帮助，率部千里突袭太原时，顾氏也是直接参与者。 赤扈扫平党项后，顾氏一度想坚守秦岭北麓的蓝田等地，保住北出秦岭、进攻关陕的桥头堡，顾氏当时曾请求京襄助守商洛一线，却被京襄拒绝，令双方的关系有所冷淡。不过，随后赤扈在中路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势，证明了京襄对局势的判断更为精准。 这次南朝还都襄阳，东川路制置安抚使顾继迁特地提前数天亲自赶到襄阳恭迎绍隆帝还都，之后还着其族弟顾继朗留在襄阳任职，这都表明顾氏未必会服膺于京襄，但短时间内没有谋求从南朝割据出去的野心。 平燕宗王府遣使前往越州联络葛伯奕，也被拒之门外。 葛氏不比高氏，他们在浙东立足未稳，“逃京事变”刚刚过去，余波还未消呢，他们哪里敢叫京襄抓住通敌把柄？ 却是韩时良在楚州的反应，最令人费思量。 一方面韩时良将嫡系精锐兵马都收拢回楚州城及附近地区，另一方面平燕宗王府两次遣使，都叫韩时良割下头颅悬于楚州城门之上。 当然，韩时良其部仅三万众，又没有水军，虽然不能无视，但就目前而言也谈不上举足轻重；毕竟平燕宗王府在徐、泗以东也备以四五万兵马，守御淮河下游北岸地区。 真正决定未来走势的，还是在淮河中上游及秦岭东麓伏牛山等地的争夺。 自南朝迁都襄阳之后，仲长卿没有一天不在等待京襄率先渡淮发起攻势，这两三个月他茶不思饭不香、提心吊胆、心绪不宁。 仲长卿以为京襄会赶在静惮宗王府兵马部署调整完成之前，趁其西线还不用承受多大军事压力之前，就率先发兵强攻淮川、下蔡等城，却不想京襄竟然拖到秋粮完全收割完成的九月底，才正式发动渡淮战役。 不过真等到京襄大举发动渡淮作战的这一天，仲长卿M.ＬＺ1915.ｃＯM